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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欠銀行的錢,下輩子我一定還丨人間

    2018-09-19  茂林之家

    傅強回來以后,把雇員遣散了,面包車賣了,整天在院子里砸酒瓶子,砸累了就打開一箱啤酒,喝,喝不掉就洗頭、洗腳,往自己身上灑。





    “穿著銀行的工裝,干著黑社會的勾當。”

    這是部分同事對我們的善意調侃,也是團隊內部用于自嘲解壓的經典開場——銀行專職催收員,說的就是我們。

    我今年32歲,股份制銀行的員工,入行7年,做過2年信貸投放,1年多放款審核。2015年,在我入職的第四年,小微金融在歷經2014年最后的狂歡后,開始出現大面積逃債的現象。領導便讓我組建團隊,專職負責“催收”。

    3年多來,“催收”這個草創團隊,變成了建制的“清收中心”,我還當上了經理,見證了國內小微金融的變遷和轉型。這個向人“要錢”的活兒,讓我不得不面對很多人和事,就像鼻子里那根毛,做不到完全忽視,但是直面它,只能有一個結果:忍不住要拔掉,然后,眼眶就紅了。

    今天,我就先講一個。




    一家之主傅強,帶著他的老婆徐霞,從農村一路殺到城市。蔬菜水果,米面糧油,先擺攤,后批發,四五年起早貪黑,也算沒白干。2009年兒子出生時,兩口子在城里已經有了一套房。

    2011年前后,酒水市場行情看漲,哪個店鋪都能掙錢。當時32歲的傅強覺得自己守著點瓜果蔬菜,沒什么出息,若再不順應形勢,就等于把財神踢走了。徐霞拗不過他,倆人便拿出所有積蓄,選了最穩妥、也最辛苦的啤酒代銷。

    早晨拉回貨,他們一條街一條街地挨著送,超市、煙酒店、小館子、燒烤攤,搬下來兩箱啤酒,搬走一箱空瓶,一天得彎幾百回腰,晚上回家都得爬著上樓。賣一箱啤酒,再把空瓶收回來,一共能掙13塊5。男人執著,女人吃苦,大行情也不差,倆人一年下來收入尚可。

    在一個睡不著的晚上,看著家里成堆的膏藥,累壞了的傅強,突然想做老板了。

    傅強聯系了啤酒廠家,得知,要想成為這個啤酒品牌在本市里的“分區代理”,得交給廠家的保證金、簽約費和自購貨車、鋪貨的墊款,七七八八加起來差不多60萬。

    徐霞犯怵了:沒干過這么大的買賣,更沒掏過那么多的錢。那段日子,她天天勸老公:“咱掙得起、賠不起啊,我說,咱還年輕,還能吃苦,穩點兒走成不成?”

    傅強聽不進去,也不拌嘴,只是舉起雙手問老婆:“再搬啤酒箱子,老子這雙手就廢了,看見沒,全是繭!”

    搟面杖打不過桌子腿,何況,還是一條開了竅的桌子腿。傅強問過老鄉,也請教過同行,向銀行貸款是最好的辦法。辛苦一點,精打細算一點,利息不是問題,利潤也基本滿意。

    2013年冬天,傅強向我們銀行申請了一年度的小微貸款,50萬,每年總利息5萬9,按月還息,到期歸還本金。如果還有需要,再進行續貸。

    他來銀行簽合同的時候,我還是信貸員,只記得這個臉泛紅光的男人,帶著不茍言笑的女人,兩口子在銀行見了誰,都特禮貌。不知道是屋里太暖,還是他倆太高興或緊張,大冬天的,倆人的腦門一直有汗。




    傅強交了保證金,買了3輛面包車,雇了6個人,承包了那個啤酒品牌在市區西北一片的銷售區域。

    徐霞把家里客廳收拾出來,桌子上一摞票據,一支圓珠筆,一個計算器。“財務總監”,傅強每次這么叫她,她都笑著罵回去。

    傅強在城鄉結合部租了一處舊院子,兩間平房,一間是辦公室,一間是會議室。院子里堆滿了啤酒和酒瓶子,3輛車連軸轉。每天傍晚的會議室,傅強看著累成狗的業務員,笑嘻嘻地沖著每個人甩過去一包煙。

    這個院子徐霞從來不去,后來我問她為啥,她說:“心慌,瞅見那一堆酒瓶子就心慌,還是在家踏實。”

    面對戰戰兢兢的“財務總監”,傅強也沒過多開導——他沒那工夫,銷售旺季的時候,他得跟著面包車一起送貨,淡季的時候,他也不能讓車閑著,從老鄉那里進了貨,還是這條線路,啤酒搭著飲料、零食一起賣。


    2015年秋天,同事拉著我一起去做貸后檢查。

    一進院子大門,就看到傅強倍兒精神地站在院子里,對工人們吼:“安益街那家燒烤店要是再不痛快結賬,就不用再磨嘰了,聽見沒!不買咱家的,我看他買誰的好使!二虎,二虎你干啥吶?空酒瓶子就不能好好歸置是不是?老四,裝車,走人,趕緊!”

    看見我們進來,他客套話說了一通,把我們引進辦公室,又是倒茶又是遞煙。接過煙的時候我端詳了一下:跟前兩年相比,傅強沒發福,還精壯了些許。穿戴打扮還是挺樸實的,沒有“脫離人民群眾”的范兒:皮夾克油得發亮,褲子也干干凈凈,不過,鞋上都是土,他胸前還掛了一串星月菩提,也不知道是包漿到位還是成天煙熏火燎,從珠子到“三通”,都是發黃的。

    同事開始查賬拍照,我看見那些賬本就頭疼,為了把一直在旁邊絮叨的傅強帶走給同事一個清凈,我拉著他在院子里溜達。院子的一個角落堆滿了大概幾百箱、包裝看起來像是“脈動”一類的功能性飲料,我沒見過牌子,好奇地問他這是什么新產品。

    傅強掐了煙,抻了抻脖子,笑著說:“我從小就愛喝健力寶,家里窮,一年也喝不上幾回,但咱對健力寶有感情啊!今年夏天,老鄉說以前給健力寶代工的廠子出了一款新飲料,以后肯定好賣,我想都沒想,就進了900箱!”

    我還沒來得及稱贊他“用實力讓情懷落地”,他緊接著笑得更爽朗了:“他娘的,3個月了,一瓶沒賣出去!哈哈哈!”

    我拆出一瓶打開嘗了一口,水里摻著劣質橙汁的味道。

    后來,有個同行跟我說起傅強:“人挺好的,實誠,可惜了。”




    時間飛快,一轉眼,我離開了信貸崗位,組建了清收團隊。

    團隊一共4個人:我、鵬哥、馬潤、小董。一般來說,我們的日常工作,從流程到形式,都跟派出所差不多:客戶逾期,客戶經理沒轍,就給我們“交單”。我們領了任務,了解一下基本情況,就得安排“出警”:雙人上門催收。

    一開始“接單”的時候,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,總是忍不住驚訝:“那么好的客戶現在也逾期了?”

    客戶經理無從說起,點頭,我暗自嘆息,搖頭。

    就在2016年的冬天,我接到了傅強的逾期通知。

    客戶經理也是銀行的老人,跟我說:“看他倆口子不像欠錢不還的啊,可是一直躲著不見面,你說這算怎么回事?”

   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,回了一句:“也許遇著難事了。”

    我和鵬哥開車去了傅強的院子,門開著,里面跟以前一樣,一半啤酒一半空瓶。我心里嘀咕著“這不還正常嘛”,抬頭一看,才發現辦公室、會議室都鎖著門。

    鵬哥透過玻璃看屋里,跟我說:“滿地都是煙頭。”

    “能不能找點有用的線索啊!”我嘴上埋怨一句,心里覺得我們好像港劇里的CID(刑事偵緝處),勘察現場、尋找目標、談判施壓,哪個都不能少。

    鵬哥拆開一箱酒,拿起一瓶,說:“我靠,過期倆月了。”

    啤酒可不像白酒那樣放得年頭久了也無所謂,應季的時候得抓緊賣,實在剩下了,趁著沒過期,趕緊找廠家退換,這是常理。

    我們開車去傅強家,我一路不停地給他們兩口子打電話,一直沒人接,直到車停在他家樓下。


    上樓,敲門,不開。

    我又打了一個電話,貼在門上聽動靜。隱約聽見屋里有手機鈴聲響了,我掛了電話,開始喊:“霞姐,開門!我知道家里有人,我是豐默。”

    踢踢踏踏的聲音過后,門開了,徐霞一臉驚訝:“小默啊,進來進來。”

    我看出來了,她的驚訝是裝的,眼睛是紅紅的。

    剛開始“催收”的時候,每次見客戶之前,我們都給自己鼓勁,互相提醒:見了面一定要先聲奪人,別被對方帶偏了,聽客戶訴完苦,咱心軟了就沒法談。

    一進屋還沒坐穩,我就問徐霞:“咋的姐,逾期就算了,電話也不接了?傅老板呢?”

    “出去辦事了,哎呀,我們不是故意逾期的,有點困難。”她一邊擠出尷尬的笑臉,一邊麻木地把桌子收拾干凈,拿出倆杯子。

    “別,別倒水了,我們不喝。”看見臟兮兮的杯子,講究的鵬哥結巴了。

    “行了姐,說正經的,你告訴我,到底咋回事啊。”我也不想喝。

    徐霞雙手蹭了蹭膝蓋,擠出比剛才還尷尬的笑臉:“也沒點啥,就是啤酒不好賣了,錢回得慢,不湊手。”

    我一聽,這回答屬于典型的“訴苦三板斧”:行情不好、銷售下滑、賬款難收。

    沒辦法,我也只能官方地回應她逾期的后果:從對征信的影響到罰息的累積,對他們倆人,甚至對孩子,都有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。說的時候我怕她不明白,盡量放慢語速,可是她好像壓根沒聽進去,眼珠子一直在游離,混濁無光。

    鵬哥準備插嘴的時候,傅強回來了。




    從我認識他開始,傅強的穿著打扮基本沒變過,即便當了老板以后,他也沒刻意捯飭過自己,一直挺樸素。那天他進門時,低著頭,頭發也亂糟糟的,身上還是那件皮夾克,但是不再油光發亮,甚至有點掉漆。還有,他瘦了,很明顯。

    “強哥回來啦。”我們見了客戶一般都先套近乎,打感情牌是基本功。

    他連鞋都沒換,站在門口,目光呆滯了一秒多,瞅了瞅我,又看了看鵬哥。我倆都是西服襯衣,傅強的腦子似乎反應了過來,迅速恢復了正常表情:“哎呀,是銀行的吧,快坐!快坐!”

    我一看,感情牌基本完犢子,他壓根不記得我了。

    傅強沒責怪老婆招呼不周,他用手指攏了攏雜亂的頭發,一邊嘴上繼續招呼我們“快坐”,一邊跑進衛生間飛快地擦了把臉,出來以后,把拖鞋換上,然后沖著我們笑:“你們咋想起過來串門啦?早給我打電話,我買點水果去,你看家里頭,啥也沒準備,不像話。”

    說罷,他又干笑了兩聲,聽得我怪不舒服的。

    鵬哥把這苦澀的客套拋開,認認真真地向他說明了來意,傅強一直站著聽,聽鵬哥說完了,他也沒說一句話。接下來的十幾分鐘,不等他的闡述和反駁,我和鵬哥兩人輪流復述剛才對徐霞講的一番話。

    傅強看起來比他老婆認真多了,依舊站著,邊聽邊點頭,也開始接話:“哦,是嗎?這么嚴重,唉呀,你看看,咱不懂。”他講話時語氣助詞極多,表情也是十分懊惱、無力的樣子。鵬哥歇口氣的同時,看了我一眼,意思是:聽進去了,有戲。

    我也不想多浪費時間,擺出嚴肅臉對他說:“傅老板,該說的呢,我們也都說了。你們經營有困難,我們理解,應收賬款不好往回收,這是通病,銷售下滑也是大環境不好。你呀,也別消極,一下子還不清本金,可以考慮簽個分期還款協議嘛,只要有態度,銀行永遠歡迎你。”

    我這樣說,也是因為傅強夫婦的“本金逾期”,已有不良征信記錄了,按當時的政策,續貸已無可能。而分期還款是他們這種狀況下最好還款的方式,也是銀行拿回本金最好的辦法,不到萬不得已,我們也不想強制執行。

    傅強聽到“永遠歡迎你”的時候,好像受到了某種鼓舞,右手把左臂的袖子往上擼了擼,然后迅速往身旁一揮,差點扇到他老婆的臉,同樣嚴肅地對我說:“兄弟你放心,我傅強不是欠錢不還的人,踏踏實實做生意,媽的,就是遇到難處了沒辦法!但是態度我肯定有,你說咋辦合適,別給你們添麻煩!”

    從我的總結陳詞到對方的揮手表態,堪稱催收話術的標準模板。再一次為鵬哥樹立了業界典范的我,微微一笑,寬容大度:“沒關系,傅老板,啥時候你們方便,來一趟銀行,咱簽個分期還款協議,你們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,按月還款,哪怕期限延長一些,總能慢慢還清嘛。”

    傅強沒再多說話,看了一眼坐在椅子上有氣無力的徐霞,轉過身用更有力的行動表達了對我的認可——他握住我的右手,點了點頭。

    告別,出門,上車點根煙。鵬哥在旁邊絮絮叨叨,說著又搞定一個戶之類的話。我還琢磨著剛才最后握手的那一瞬間:我覺得傅強的手,特別軟,不是女孩子那種綿軟柔嫩,是耷拉下垂的那種軟。就好像你蹲在路邊,憐憫一條瀕死的小狗,抬起它的前爪時的那種無力感。




    2017年3月,春天的天氣開始轉暖,但是各行各業似乎都在一夜間都入冬了,客戶經理交逾期單子越來越頻繁。我們催收組4個人兩兩一組,幾乎天天在外出“辦案”。

    鵬哥人比較仔細,也暖,再苦不含糊,但是絮叨;馬潤是體育生,粗線條,你別指望他能給你出什么主意,但是他能保護你的安全;小董跟鵬哥一樣,都是國外留學回來的,性格鮮明,辦事利索,但是嘴碎。

    有一天下午,我和馬潤剛辦完一個案子,準備去迪卡儂買個短袖,路過傅強家小區,我一拍大腿,突然想起:媽的,都三四個月了,傅強也沒來找我們簽協議啊!打傅強電話,依舊不接,徐霞的電話也停機了。

    我攔住準備闖紅燈的馬潤:“咱倆先找傅老板去。”

    敲門不開,使勁砸也不開,鄰居也沒出來罵街,倒是我,惡狠狠地罵了一句,轉身下樓。

    馬潤說:“趕緊的,迪卡儂一會兒下班了。”

    “別催了,上網買吧,不想去了。”

    馬潤好像沒聽見我說的話,一根筋地繼續往迪卡儂方向走。我也懶得理他,按下車窗,點根煙發呆。

    “停車,我X!”

    馬潤急剎車,我晃了一下以后,打開車門就往路邊跑——我看見傅強了!他在家小區南門馬路邊,擺攤賣菜。軍綠色大帳篷,土黃色的門簾,他正在門簾旁邊的紙箱子上坐著發呆。

    我跑過去問他:“傅老板,我是銀行的,你記得吧?我去過你家,你記得吧?你答應我,過來找我簽協議,你記得吧?”

    其實我當時特想罵街,可是相比于“黑社會”,我們最尷尬的是:干的都是得罪人的事,但是一不能罵人,二不能動手,三不能帶走。只能貼著他勸解、引導,合理范圍內施壓。也不能把人說急眼了,不然挨打了,即使再還手,單位處理起來也麻煩。

    傅強抬頭看我,眼珠子好像剛從外地趕回來一樣疲憊,愣了一下后,趕緊站起來,手扶著門簾。他面容憔悴許多,一身行頭也換了,藍布衫、灰布褲和綠膠鞋,與帳篷門簾同框毫無違和感。

    他咽了口唾沫,嘴唇干癟發白,但是語氣依舊堅定如初:“兄弟你放心,不是我不去,我沒臉去啊!啤酒不掙錢了,我這不是又開始賣菜了,多少有點穩定收入。等我捋順了,我肯定去找你,答應你的事,還得辦。”

    那個下午,風刮得呼呼的。那條馬路是新修的,路旁綠化帶還沒完工,到處都是砂石土堆。我看著一身老農打扮的傅強,一剎那有點游離,仿佛我與他正置身于蒼茫大漠,我仗劍騎馬,盛氣凌人,傅強跪在腳邊,瀕死求饒。

    時間倉促,心理準備不充分,跑兩步又喘得厲害,我腦子一下有點空白,半天說不出一句話。

    馬潤在車里大聲催我:“他今天也還不了,別浪費時間了!”

    我清醒過來,掃了一眼菜鋪子,看著憔悴的傅強,擠出幾個字:“說話算話啊。”

    匆匆結束了這次偶遇,我也忘了問他,徐霞去哪了。




    掰著指頭數日子,馬上就三伏天了。日漸高漲的氣溫如同一雙有力的臂膀,總在我們接單出門的時候,牢牢地按住我,對我說:留下來。所以大部分時間,我都待在單位里,打電話約客戶過來談。

    小董剛送走一個客戶,準確地說,是客戶的老婆。這個客戶逾期時間不太長,金額也不大,但是態度足夠惡劣,打電話從來都是罵罵咧咧。只能吵吵不能動手的董君子,埋頭翻了翻檔案,發現客戶的老婆居然是小學老師。一個電話打到學校教務處,沒過倆小時,人來了,談判很順利,20天內結清欠款。

    小董很高興,拿我找存在感:“誒,我說,你那傅老板怎么一直沒見動靜?”

    我微微嘆了口氣,傅強的情況,實際上已經過了催收的“黃金期”,明顯的拖延戰術是還款意愿低下的典型特征,怎么破冰,我也拿不準。

    看我頹喪的樣子,董君子收起存在感,頗為關切地看著我:“你要不再打個電話吧。”

    沒了主意的我掏出手機,機械地撥號,停機了。

    這個提示音稍稍點燃了我內心的一絲怒火,討回公道的沖動讓我坐直了身子,繼續撥打徐霞的電話,通了。

    電話那頭一聲疲憊的“喂”,對我而言,就像沖鋒號。

    “徐霞,你們兩口子好意思嗎,啊?口口聲聲答應著要過來簽協議,一轉眼大半年都過去了,人呢?你們倆紅口白牙答應我的時候,臘八還沒到呢,現在都快七夕了知道嗎?當年你們需要錢,銀行給你們貸款是作孽嗎?逾期了就跟沒事兒人似的,你們怎么做到的?不就是遇到點難事兒么,啤酒不好賣,那是冬天,現在夏天了,你們倆慌什么啊,每個月最可憐了也能賺個三五千吧?我找你多要了么?你們倆來都不來一趟,什么態度這是?”

    電話那頭安靜地聽我說完以后,怯生生地回了兩句:“你別急!你別急!等我電話,啊,等我電話。”

    意猶未盡的我聽到掛斷提示音后,愣了好幾秒。

    小董拿起杯子,輕嘆一口氣,出去了。

    我放下手機,對自己說,必須想想辦法了,要么晚上去家里敲門,要么白天去菜鋪找人,每次這么半吊著,就像嗓子眼塞了棉花,特別不舒服。


    下班了,和別人約好了去打球的馬潤,從我眼前顛兒顛兒地閃過去,我叫住他,說一起去吃個蓋飯,然后去傅強家敲門。

    蓋飯還沒進嘴,電話響了,徐霞打來的。我帶著70%的不耐煩和30%的竊喜,接通了電話。

    徐霞在小聲啜泣,話音里摻雜著咬牙切齒帶來的輕微顫抖,她說出的事情,遠比我們想的要復雜。

    本來在2015年底,傅強成功和我們銀行續貸,生意也漸入佳境。這時,他代理的那個啤酒品牌,并購了一家內蒙古的酒廠進行貼牌生產。傅強算計著,我們市離內蒙古這家酒廠更近一些,日后進貨更方便,一年能省下不少運費。他馬不停蹄趕往啤酒品牌的北京總部,更換了代理協議,提取了之前的保證金,轉交到了內蒙古那家酒廠的賬上,也成為了那家酒廠掛牌后的首批區域代理。

    新廠家的優惠政策和扶持力度讓傅強高興了好久,一向節儉的他,看著日益攀升的銷售額,和徐霞商量著想換套學區房,給兒子打個好基礎,再添置一輛私家車。徐霞依舊保守,倆人互相說服對方,交手幾十個回合后,徐霞同意了。

    可舊房子還沒出手,車還沒來得及選,內蒙古的酒廠出事了——貼牌生產的啤酒,從包裝到口感,與之前總廠的產品相差太遠,再優惠的政策也掩蓋不了產品缺陷。為了挽救品牌形象,總廠非常果斷地宣布提前解約——沒想到內蒙古酒廠的領導班子更“果斷”,沒通知任何經銷商,關門停業,跑了。

    傅強45的萬保證金沒了,2000箱啤酒被總廠勒令停止銷售。他坐火車到了總廠,得到的回應是:“當初是你上趕子找新廠簽約,我們現在救不了你,你找他們維權去吧!再跟你說一遍:剩下的酒,不許再賣了,砸我們招牌!”

    傅強又坐火車到了內蒙,酒廠連門衛都撤了,大區經理的電話也停機了。他找了當地派出所和經偵隊,一樣沒結果。他不認命,召集了七八個跟他有同樣遭遇的經銷商,一起在廠門口拉橫幅,一拉就是四天三夜。

    第四天晚上,連傅強在內的所有人,被一群壯漢打個半死。

    從內蒙古回來以后,傅強就瘋了。




    敘述前半段的時候,徐霞的情緒還比較穩定,哭聲也不大,我斷斷續續聽清了原由,再往下聽,就費勁了。她每說一句話,都是那種含糊不清的喉音,還夾雜著哭腔。

    傅強回家以后,把雇員遣散了,面包車賣了,整天在郊區那個院子里砸酒瓶子,砸累了就打開一箱啤酒,喝,喝不掉就洗頭、洗腳,往自己身上灑。徐霞哭著把他帶回家,讓他平復,幫他調養。后來傅強稍微有點精神頭,就開始往死里揍徐霞。

    “他為啥打你?”我問徐霞。

    她哽咽著告訴我:“內蒙酒廠把他坑了,一分錢要不回來,還挨了頓打,有氣沒地撒。一回來就罵我:內蒙人都不是好東西。我氣他這股窩里橫的勁兒,就開始吵,然后就開始動手。”

    徐霞的老家在興和縣,離那個酒廠兩三百公里,八竿子打不著。傅強遷怒的理由讓我哭笑不得。我又忍不住問了一個所有人都會問的問題:“你咋不報警?”

    “報過,咋沒報?派出所來了以后,傅強就跪下認錯,痛哭流涕。警察也沒轍,說道說道就走了,沒過兩天就又犯病了。再往后,派出所也不來了。”

    打了兩個多月,趕上傅強精神正常的時候,徐霞就鼓起勇氣勸他:“沒多大的事,咱不怕,重頭再來。你看看兒子,咱為了兒子,行嗎?”

    老婆孩子的感化還是有作用的。于是倆人重新擺攤賣菜,那段時間,正是我和馬潤“偶遇”傅強的時候。

    可能是忙碌填補了傅強的憤恨,一開始日子風平浪靜,可是沒過多久,傅強不僅舊病復發,還變本加厲:以前最多就在家里打,后來直接在菜鋪動手,人來人往的也不顧忌。打到徐霞受不了,想著法兒地躲出去,說自己要去賣保險貼補家用。

    沒想到徐霞這一出去,傅強的火氣更大了,疑心更重了,他覺得徐霞嫌棄他,糟糠之妻變心了。

    在徐霞上班的時候,傅強每天給她打十多個電話,要是接通了,隨便說兩句就掛掉了,一旦占線或者無法接通,傅強扔下菜鋪子、打個車就往保險公司跑,逮住徐霞繼續打,罵她成天躲著自己男人,沒安好心。

    再往后,傅強一天比一天扭曲,好像是非要把徐霞的“變心”坐實了不可。他自己注冊了個微信,資料寫的是女性。天天搜附近人,跟陌生男人聊天,沒聊兩句就用赤裸的言語勾引對方,一旦對方把持不住,回應兩句,傅強立刻截圖,扔下菜鋪子,打車找到徐霞,說她是婊子,到處勾引人,不容老婆辯解,又是一頓毒打。

    這個邏輯,一般人都無法理解。聽到這,我手心全是汗。我問她:“那,那你準備咋辦?”

    徐霞深吸一口氣:“小默,姐跟你說,姐不能再報警了。那個畜生說了,哪怕他坐牢了,出來以后也要砍死我們母子!他已經瘋了,他瘋了!姐現在踏踏實實跟你說句話,默啊,姐對不起你們,給你們添麻煩了——還錢是沒希望了,姐這兩天送孩子回老家,我這條命,給傅強留著,哪天半夜起來,給他一個了斷,然后我也抹脖子!姐真的撐不下去了。錢,下輩子姐再還你吧……”

    我的頭皮瞬間全是電擊感,每根發根都在戰栗,揪得我連一個感嘆詞也說不出來。

    我忘了后來是怎么掛的電話,蓋飯一口沒吃。馬潤瞅我,說我表情特難看。




    一周以后,我撐著膽子,開車路過那條街,菜鋪沒了。

    鵬哥下去打聽了一圈,周圍做小買賣的都說,好像前天晚上還在,昨兒就沒了。警察也來過,不知道咋回事。

    從那以后,我再沒打過那兩個號碼。

    后來,我寫了調查報告,結尾是:“借款人夫妻雙方目前已失聯,據團隊成員上門調查及周邊走訪,結合鄰里關系人口述判斷,借款人夫婦疑似出現重大變故。建議向公安機關發函申請查詢人口信息以確認。”

    再后來,銀行發給公安分局的查詢函有了書面回復:“死亡,已銷戶。”


    立秋那天,省行對口部門的幫扶工作組,從省城來座談交流。工作組在會上向我們宣講了新的授信政策:如客戶在到期歸還本金時確有實際困難,可依據貸款期間內還息記錄及實際經營狀況進行判斷評級,評級合格的客戶,無需歸還本金,即可進行一年期的續貸。

    座談會后的聚餐,我們幾個端著酒杯輪流跟省城的老大哥們訴苦,推杯換盞間,也說了說各自遇到的疑難雜癥。工作組的東哥說了一句:“新政策能幫你們不少呢,那些實在一下子掏不出本金的客戶,就不至于被卡死了。”

    聽完這句話,眾人七嘴八舌地響應,抨擊舊制度不人性的地方,暢想新政策帶來的良性循環。我慢慢放下杯子,呆呆地看著他們,仿佛穿過一層層的煙霧,看到了綿軟無力的傅強,看到了痛哭流涕的徐霞——假如這個政策早點下來,他們兩口子的命運,會改變嗎?

    我再也沒提過這個案例,就連那個牌子的啤酒,也沒再碰過。

    編輯 | 唐糖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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